匈奴从塞外胡虏到中原残酷的屠戮,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血脉

来源:一枚石头作者:安介生浏览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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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单于台示意图(选自《三才图会》)


   匈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势力强盛的北方非华夏(汉)民族,也是最早对汉族中原王朝产生重大影响的北方游牧民族,以至于在匈奴族消失之后,而匈奴或“胡(‘匈奴’二字之促读)”人依然是域外及北方民族的代名词。同时,匈奴(Huns)还是一个对于欧亚历史产生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民族,据载匈奴人的一支西迁从亚洲进入欧洲地区,纵横驰骋,声威赫赫,甚至逼使日尔曼人大迁徙的狂潮[①]。匈奴学研究也由此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匈奴族与中原王朝的敌对状态维持时间最长,关系发展也最为曲折。早在战国时期,匈奴人对中原诸国的侵袭已相当频繁。秦与西汉时期,长城南北曾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经过数百年的征战与厮杀,匈奴族人并没有永久驻足于阴山山脉以北,长城与中原王朝的军队都没有挡住匈奴人南迁的脚步,匈奴人穿越长城,进入内地,成为中原居民的一部分。正缘于此,匈奴人的历史与中原地区的历史不可剥离地融合到了一起。


   从“塞外虏”到“并州胡”——汉匈关系与匈奴族南迁历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唐]王昌龄《出塞》


   在众多的边塞诗篇中,秦朝与西汉的历史被描绘成了激烈征战的历史,血雨腥风。而稍具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知晓,秦朝与西汉时期最大的外来威胁就是塞北的匈奴族人。


   《史记·匈奴列传》是关于匈奴民族历史最早的文献,该《列传》载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人自认为夏后氏(即夏王族)的后裔,在血缘上与华夏族并无大异。然而,从现有文献资料分析,就其生产方式及风俗习惯而言,匈奴作为典型的北方游牧,与农耕民族华夏(汉)族之间可谓相差悬殊。《史记·匈奴列传》有关其生产生活特征的记载有:……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古代罗马史学家也在他们的著作里留下关于匈(奴)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述极为接近:匈人的凶猛与野蛮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一个周围挖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躺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②]


   从先秦时代开始,匈奴民族与华夏汉族国家逐渐明确划分了各自的地盘。当时与匈奴分布区接界的有三个国家,即秦、赵、燕,为了抗御匈奴的侵袭,秦、赵、燕三国都大规模地修建边界防御工事,这也就是北边长城的前身。如秦国修建长城起于秦昭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在攻灭义渠国之后。“于是秦有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县)、北地(治今甘肃宁县西北)、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筑长城以拒胡。”赵国于赵武灵王在位后实行胡服骑射,在国力充实后,大举北伐,同时筑长城以守。“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雁门(治今山西右玉县南)、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秦统一六国后,不仅派遣大军出击匈奴,让匈奴势力遭受重创,还强征各地百姓,连接原来各国长城,筑成万里长城,从此,这条万里长城就成为匈奴族活动区与汉族中原王朝辖区的分界线。


   秦汉之际,一位杰出领袖的出现,揭开了匈奴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这位杰出领袖就是冒顿。当冒顿即位初期,匈奴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威胁。“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③]匈奴部族面对着东面的“东胡”部族与西面的“月氏”国的两面夹击。冒顿因此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逐渐积蓄力量,最终一举摧毁了东胡王势力,然后又大举向西攻击月氏国,逼使其向更远的西北地区迁徙,国势大盛,“控弦之士(即男性军人)三十余万”。冒顿在后来给汉孝文帝的书信中回顾了这段光辉的创业史:“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至此,强大有匈奴族联盟宣告建立。


   匈奴联盟控制区域包括大量附庸小国,范围是相当辽阔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匈奴族群所控制地域范围。其分布的大致范围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④]这片区域在长城以北,东起上谷,西至氐羌聚居区,这也就是日后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匈奴故地”的所在。


   塞外匈奴民族的强大,对于汉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来讲,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西汉初年,国力衰弱,无力北顾,汉高祖、汉文帝等只得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即将宗室公主许配单于作妻(即阏氏),以赠送丰厚的财物,以缓和匈奴人频繁而凶猛的南侵活动。双方约定: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


   匈奴与这样的新约定,构建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上“南北相抗”的大格局,也从法规角度上确立了长城作为南北政权与民族区分界线的重要地位。当然,在实际上,这种约定并无法完全制约匈奴骑兵的南下杀掠。因此,在西汉文帝与景帝在位期间,为抵御匈奴人的南下侵袭,在坚持“和亲”政策的同时,在西北边境地区驻守重兵,严阵以待,不敢丝毫松懈。


   汉朝为缓和汉匈关系而实施“和亲”政策,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我们可以从单于提出的和亲条件中略窥一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开启)大关,取(同娶)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⑤]


   必须看到,蒙古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匈奴部族各种生活与生产物资极度匮乏,这也是造成匈奴部落频频南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汉朝长期实行“和亲”政策,屡屡派遣宗室公主北上,并通关市,厚赏赐,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蒙古高原物资严重匮乏的状况,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这种措施不仅让匈奴人体会到在和平状况下改善物质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也在匈奴贵族阶层培养了一批亲汉人士,“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对于汉匈奴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汉武帝即位后,汉朝国力已显强盛,积极反击匈奴人的侵袭。其中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多次统率汉朝军队大举北上,甚至深入大漠,登临翰海,给了匈奴部落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汉朝军民的士气。但是,实力尚存的匈奴单于也不示弱,向汉朝边境地区发动了更为频繁的侵袭。激烈的征战使汉匈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即死亡)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


   残酷的现实让更多的匈奴族首领体会到“和亲”政策的可贵,促使他们更多地向汉朝靠拢。“前此(汉武帝统治后期)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墯殰,疲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⑥]汉朝宣帝与元帝在位期间,汉匈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匈奴联盟内部发生内讧,五个单于争立,其中呼韩邪单于毅然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下附塞,入朝汉朝皇帝,受到汉朝的隆重款待。以后,呼韩邪单于又多次入朝,汉元帝在厚赏之余,还应单于之请,选取王嫱(墙)赐配单于。这个王嫱就是青史留名的王昭君。


   元古代社会素有重视血缘宗亲的传统,“和亲”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立了刘氏皇室与匈奴单于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即将刘氏宗亲及其他汉族女子许配给单于为妻,这些汉族妇女远离故土与亲人,忍受着水土不服的痛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们为改善汉匈关系所做出的艰苦努力是值得后世人纪念的,她们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王昭君。呼韩邪单于的亲汉之举在汉匈关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亲汉派匈奴首领的榜样。


   东汉初立之时,中原混战,群龙无首,无暇北顾,塞外的匈奴乘机发动了相当猛烈的攻势,边塞地区损失惨重。但时至光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由于内部纷争,匈奴分为南、北两大部,故又称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匈奴大联盟从此宣告分裂。边塞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南边八部匈奴族众拥立首领比为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为名号,此为第二个呼韩邪单于),这个呼韩邪单于是西汉末年呼韩邪单于之孙,向往祖父朝汉和亲的故事,与东汉关系十分亲近,主动要求归款东汉的五原塞,拉开了汉匈关系的新篇章,也由此引发了匈奴族众大规模的内迁运动。


   对于这样一个变化,刘秀为首的东汉朝廷真是喜出望外。东汉官府不仅允许南单于入居云中地区,而且设置匈奴中郎将之职,其责任就是率领官军护卫入居的匈奴部众。这也是南匈奴部众第一次大规模向长城以南地区迁徙。其迁徙的规模与稳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内迁匈奴人的分布状况,《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云:(东汉朝廷)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右贤王屯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治今包头市),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括),郎氏骨都侯屯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左南将军屯雁门(治今山西右玉),要籍骨都侯屯代郡(治今河北蔚县)。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后来,南单于又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南匈奴各部所入居的东汉缘边诸郡,相当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为了回报东汉朝廷的厚遇,南匈奴单于主动要求与东汉边防军队一起,共同担负起抗击北匈奴的重任。


   公元88年,趁北匈奴内外交困,实力大为削弱之际,南单于上书东汉朝廷,有意借助东汉的力量,吞并北匈奴。在这份上书中,他表达了对东汉朝廷的感激之情: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⑦]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无疑,“生长于汉地”的匈奴贵族与生长于塞外的匈奴酋长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汉朝廷给予南匈奴上层人物十分丰厚的待遇,并允许匈奴贵族子弟前往京师洛阳太学读书,享有与汉族贵族同等的就学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亲汉的感情以及提高汉化水平是相当关键的。


   到东汉永平年间,南匈奴在反击北匈奴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北匈奴在东汉与南匈奴的联合攻击下,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大批北匈奴部众也南迁加入到南匈奴之中,部族势力也趋于强盛。如永平二年(90年),“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⑧]可以说,此时南匈奴部众的数量已毫不逊色于塞外时期匈奴联盟的户口规模。然而,尽管南匈奴日趋强大,但他们自上而上却没有因此产生回归塞外的愿望,相反,南匈奴内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到曹魏时期,匈奴的核心部分已居住于今天山西省的中、西、南部,当时人们也由此称内迁南匈奴为“并州胡”。因其主体分为五部,故又被称为“五部胡”,《晋书·北狄匈奴传》曾回顾当时其五部分布格局为:左部居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县),右部居祁(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市一带),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县东南)。


   西晋名士江统在所著《徙戎论》中全面分析了西晋时期的民族发展状况,其中特别提到了“并州之胡”的危险性: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㕑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増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⑨]


   民族政权的建立,应该是民族自立意识的充分表达,同样也是民族文化素质提升的结果,而非华夏民族领袖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创立政权,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西晋末年,爆发了所谓“八王之乱”,战乱席卷大半个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给了雄心勃勃的南匈奴首领们施展的时机。江统的忧虑最终变成了现实,但是,这是难以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如果不了解匈奴族的迁徙历史,也就不可能理解开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汉赵国的由来。


   汉赵国与吕梁山的“稽胡:南迁匈奴族的分布与政权建设


   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刘)元海为之祸首云。——《晋书·载记序》


   “五胡十六国”是指西晋末年出现的由各种非汉民族领袖所创立的割据政权,主要集中于北部中国,与由南迁而建立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应。“五胡”通常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其实,当地并不仅限于五种非汉民族,也并非只有十六个割据政权。但是,匈奴人所创立的汉赵国(包括刘氏汉国与前赵国)是“十六国”时代的开创者,则是无可置疑的。官修史书《晋书》为此特创一种体例——“载记”来记述十六国开创者的事迹,汉赵国的开创者刘渊自然名列前茅。同时,汉赵国的创立及其历史地位,也是与南迁的匈奴族在中国民族史的地位与作用相一致的。


   一般说来,以长城一线为界,历史上南北主要民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一是对峙时期,一是入居时期。比较而言,对峙是南北民族关系中最常见的态势。然而,当北方游牧民族入居汉地之后,即成为真正的移民之后,南北民族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阶段。笼统地说,南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是“汉化”,即非汉民族逐步接受农耕经济及中原文化。南迁的匈奴族也在接受汉化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中原汉族传统士大夫出于狭隘的民族偏见,往往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极尽的丑化之能事,然而,就在地位崇高的“正史”(如《晋书》)之中,后世的史官却对刘渊等人的汉化程度作了十分肯定的记述。这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刘渊,字元海,因名犯唐高祖李渊名讳,故史书习称其字。他是十六国时期最早出现的刘氏汉国的创立者。据载,他是新兴(今山西忻州)匈奴人,是匈奴单于冒顿之后。因汉高祖将皇族女子嫁与冒顿为妻,故而,冒顿后裔都以刘为姓氏。刘渊之父为左贤王刘豹。刘渊虽出身于匈奴酋长之家,但自幼就以好学闻名,拜上党籍儒士崔游为师,攻读《诗经》、《易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尤其喜爱《左传》、《孙子兵法》等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学识大进,并州地区的汉族名士,如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太原王浑等人都与他有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匈奴上层贵族也积极与汉族士大夫交游,与汉族朝廷及士大夫的关系日益融洽,深受汉族文化熏染。这一点在刘渊等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西晋末年,刘渊曾任匈奴五部大都督,声望更著,“幽冀名儒,后生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可以说,除却其民族属性,我们很难发现刘渊与一般汉族士人的差别。除刘渊外,刘氏汉国的后继者及主要匈奴族官员也都具有较深的汉文化素养,如头号功臣刘宣(字士则),也是匈奴贵族后裔,以儒生孙炎为师,好学精思,废寝忘食,深受汉族友人的推重。晋末纲纪大乱,刘宣多方策划,极力劝说刘渊自立称王。刘渊之子刘聪的汉文化造诣较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幼聪悟好学,博通经史,广涉百家之言,《孙子兵法》等书能背诵如流。精于书法,文笔畅达,创作述怀诗百余篇,赋、颂等50余篇,称得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才子。弱冠后,刘聪游历京师洛阳,汉族名士争相与之订交。其出类拔萃的人格魅力显然出于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极高造诣。


   刘渊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打出恢复刘氏汉氏政权的旗号,他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刘渊自认为在姻亲关系上是刘氏皇族的外甥,匈奴单于曾与刘氏子弟约为兄弟,兄位弟承,有何不可!?俨然以汉室继承人自居,以恢复刘氏王朝为己任,完全可与晋朝司马氏相颉颃,这也就是他将“汉”立为国号的原因。刘宣等人策划的这一场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刘渊汉国创立之初,闻讯而来的“华、夷”人士达数万人。刘渊任命著名儒士雁门人范隆为大鸿胪,上党人朱纪为太常。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氏汉赵国完全称为匈奴族的民族政权,也不是非常恰当的。


   经过细密的准备,刘渊首先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东北)被匈奴部众推立为大单于,受到各部匈奴的积极响应。“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市)。”[⑩]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又于左国城即汉王位,定年号为元熙,并置百官,刘氏汉国正式创立。刘渊军队在较短时间内,先后攻陷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及河东、平阳等地,所向披靡。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即皇帝位,并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关于刘渊汉国的早期疆域,《晋书·地理志》载:“及永兴元年,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晋建兴六年(316年),汉国大将刘曜率领汉国军队最终攻克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王朝最终灭亡。


   刘氏前赵国的创立者为刘曜。刘曜为刘渊的族子,被刘渊抚养成人。很早便以文武才干获得了刘渊的宠信。“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闇诵。”胸怀大志,常自比于乐毅、萧何、曹操。刘氏汉国建立后,刘曜得到重用,屡立大功,频任高职,率领重兵镇守长安。


   刘氏汉国最终败亡于内乱之中,当时镇守长安的刘曜拥兵自立,并决定徙都长安,并于太兴元年(318年)即皇帝位,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中本是氐、羌及西部各民族的聚居之地,因此,前赵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汉国相比,前赵国的民族成份相当复杂。“曜署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为之。”[11]前赵国最后被石勒的后赵国所吞并。


   南迁匈奴族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汉赵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南北朝时期,北部中国“稽胡”族的强盛又是其影响的典型例证。匈奴人大规模南迁始于东汉初年,南匈奴首先入居的诸郡(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就包括今天的雁门关以北地区。至魏晋时期,南匈奴的居留区进一步向南伸展,覆盖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并形成几大聚居中心,如兹氏县(今吕梁汾阳)、祁县(今晋中祁县)、蒲子县(今临汾隰县)与新兴县(今忻州市)等。其中今天山西吕梁地区与陕西陕北地区已成为南匈奴部众聚居的最重要的区域,十六国时期之初,刘渊首先在离石(今吕梁离石)发难,显然与这一移民运动的大背景直接相关。而在刘渊南迁平阳之后,这一区域似乎为世人所遗忘,直到“稽胡”出现之后。


   数量庞大的“稽胡”(又称“山胡”),长期居住在包括今山西西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辽阔地区,实际上形成了具有十分独特的“稽胡文化区”。关于稽胡文化区的主要特征,《周书·稽胡传》进行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之后,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事惩罚。又兄弟死,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


   与其他文献资料相参证,我们可以对山西境内的“山胡”情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首先,山胡区范围相当广,“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安定即今甘肃泾川县北,离石即今山西离石市,显然这种描述过于疏阔。我们发现史料中往往以居留中心地为各地山胡命名,而这正为我们确定其活动区域提供了方便。这类名号有“离石胡”、“西河胡”、“吐京(今吕梁石楼)胡”、“河西胡”、“并州胡”、“上郡胡”、“汾州吐京胡”等[14]。又据《周书·韦孝宽传》载“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周书》所载是以北周辖境为限。以黄河一线为界,稽胡区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而东部应为当时中国北方山胡或稽胡居留最集中的区域。这一区域又以离石、吐京为核心,完全覆盖了今天的吕梁地区。居住于黄河以西的稽胡,被称为“河西山胡”。西部稽胡区则涉及今天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地区。又据《周书·稽胡传》记载,当时稽胡聚居的河西州县有: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北)、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县东北)、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今陕西横山县东)等,集中于今天陕西省境内。


   其次,由于山胡“居山谷间”,再加上当地属长城以南农耕区及华夏族聚居区,因此,稽胡部众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在习俗上与纯粹游牧民族已有相当明显的差距,其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交叉的特色。崇山峻岭间的丘陵地带缺乏从事游牧业的客观条件,同时,“又与华民错居”,稽胡之众已掌握初步的农业生产与纺织技术,如“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长期与汉族居民共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文化风俗的薰染。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识文字”等。


   南北朝时期“山胡”或“稽胡”区的形成还有两方面的客观条件,一是吕梁地区自然环境状况。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较为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吕梁山脉从北向南纵贯全区,适合农业生产的、较为平坦的地块均在吕梁山脉东侧,为太原盆地的边缘。吕梁山脉以西至黄河基本上是丘陵山地。境内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与山西其他地区相比,人烟稀少,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在生产条件十分原始的古代更是如此。特别是吕梁山脉以西,由于群山环抱,与外界交通不便,形成相当封闭的自然小区,恰好为“山胡”提供了适宜的栖身之地。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学者们对“山胡”的渊源尚有争论,笔者同意这种的观点:即“山胡”的来源是多元的,是多种内迁民族混同后的遗存,其中以匈奴苗裔为主。[15]


   北魏前期,大批“胡人”的出现,震动了北魏统治阶层,如数量众多“河西胡”向黄河东岸地区迁移。如《魏书·太宗纪》载:神瑞元年(414年),“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率部落等万余家,渡河内属。”二年(415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内附。”即使从这些简略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东迁河西胡族人的繁盛。然而,终北魏一朝,也没有能遏制“山胡”人的反抗运动。


   也许是受到刘渊开创汉赵国的启示,“山胡”的首领们也崇尚自立称王,试图建立割据政权。如北魏末年,稽胡地区就出现了不少自立称帝的酋长,如《魏书·裴庆孙传》又载:“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于后贼复鸠集,北连蠡升,南通绛蜀,凶徒转盛。”又“时有五城郡(今山西吉县北)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又山胡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16]可见,这些山胡首领利用了宗教形式,得到了众多稽胡部众的响应,其中,刘蠡升的影响更为广泛。人们甚至将当时的混乱局面称为“胡荒”。


   魏孝昌(525年--527年)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17]东魏与西魏分裂后,以并州晋阳为根基的北齐政权向“山胡”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清剿,大肆屠杀之余,将大批“山胡”部众外迁。如天平二年(535年)三月,高欢潜师袭击刘蠡升所在稽胡区,刘蠡升在内乱中被杀,高欢所率北齐军队取得大胜, “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与此同时,西魏的宇文泰等人也出兵追讨,解散其境内山胡部落[18]。然而这些措施依然不能完全清除“山胡”的影响。


   但至隋末唐初大乱之时,又有不少稽胡首领趁机起事,他们甚至将塞外突厥作为后援,其影响及人口数量也无法低估。如《旧唐书·屈突通传》载:隋大业年间,“有安定人刘迦论举兵反,据雕阴郡,僭号建元,署置百官,有众十余万。”与刘迦论相呼应,吕梁地区又有刘季真等也自立称王。“刘季真者,离石胡人也。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虎贲郎将梁德所斩,其众渐散。及义师起,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盗,引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19]虽然,稽胡首领们的起事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都较客观地表现了稽胡区的规模与客观影响。


   从先秦到隋唐,匈奴族的发展历史曲折而漫长。从秦与西汉时期的南北对抗,到东汉以后迁入塞内,以及至西晋时期已形成所谓“并州之胡”,匈奴部族的大发展都与大迁徙有关。十六国时期刘氏汉赵国的崛起,与北朝时期“稽胡”区的强盛,都应该视为内迁匈奴势力发展至极盛的标志,他们的历史已成为华夏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残酷的屠戮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匈奴人的后裔不会绝灭,而是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文/安介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 参见丁弘编著:《历史上的大迁徙》第3章“上帝之鞭:欧洲匈人大迁徙”,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

   [②] 引自《历史上的大迁徙》,第58页。

   [③] 关于月支国的方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也就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之间的河西走廊地区。

   [④] 《史记》卷一一O《匈奴传》,第2891页。以上引文无特别注明,均见于该传。

   [⑤]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列传上》,第3780页。

   [⑥]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列传上》,第3781页。

   [⑦]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2952页。

   [⑧]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2953-2954页。

   [⑨]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⑩] 《晋书》卷一O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11] 《晋书》卷一O三《刘曜载记》。

   [12]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13] 参见《魏书》诸帝本纪。

   [14] 参见《魏书》诸帝本纪。

   [15] 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

   [16]《魏书》卷六九《裴延俊附裴良、裴庆孙传》。

   [17]《周书》卷四九《稽胡传》。

   [18] 参见《北齐书》卷一、二《神武纪》(上、下),《周书》卷二七《韩果传》等。

   [19]《旧唐书》卷五六《刘季贞(应为真)传》。


   来源:《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民族大迁徙》,安介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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